随科学技术的发展，竞技体育运动水平在不断的提高。为了追求“更快、更高、更强”的奥林匹克运动目标，运动员开始运动训练的年龄越来越小，例如在体操、游泳、乒乓球等运动项目，由5、6岁即开始训练。运动员在训练过程中度过自己的儿童期和青春期，随运动水平的不断提高，运动训练的强度和训练量也在不断的增加。因此人们不免会产生大强度运动训练对少年运动员的生长发育是否存在不利影响的疑问。在20世纪初期对男孩的研究中，曾提出过可能存在不利的影响，但在最近，关于运动训练对儿童少年生长的不利影响的疑虑主要集中在女子体操运动员，争论的主要焦点为：
（1）女子体操运动员身高、坐高或腿长的生长是否存在青春期生长突增；
（2）体操运动训练是否降低女子体操运动员的成年身高；
（3）女子体操运动员矮身高、骨龄延迟是运动训练还是对体操运动员的选才所致。
1991年，theintz et al. (1993) 对22名体操运动员（12.3±0.2岁，平均训练时间11小时/周）和21名游泳运动员（12.3±0.3岁）追踪测试了2.35年。他们发现，在骨龄11~13岁时体操运动员的生长速度显著低于游泳运动员（p<0.05）。随年龄增长身高z分值显著下降（r = −0.747; p<0.001），而游泳运动员保持不变（r = −0.165; p=0.10）。在骨龄12岁时开始，体操运动员腿长显著生长迟缓,导致体操与游泳运动员之间的坐高/腿长比值出现显著差异（体操运动员1.054±0.005，游泳运动员 1.100±0.005; p<0.001）。随年龄增长体操运动员的预测成年身高下降，而游泳运动员没有变化。因此得出结论，体操运动员青春期前开始并在青春期持续的大强度的运动训练可能改变了生长速度，以致达不到所应该达到的成年身高。运动训练对下丘脑-垂体-性腺轴的长期抑制，以及限定饮食的代谢影响是可能的原因。
然而，要将运动训练的影响与儿童少年运动员的生长区分开来需要长期追踪的纵断数据，而且也必须考虑到许多混淆因素，例如对体操运动员的选择，体操运动员本身的生长发育特征、以及父母身高的遗传等。所以，根据大部分的横断研究得出运动训练延迟发育发身，降低成年身高的推论是有疑问的。
bass et al.（2000）在83名澳大利亚优秀女体操运动员以及42名退役的成年女体操运动员、以及154名健康受试者作为对照的研究中，发现体操运动员骨龄延迟（1.3±0.1岁），随运动训练年限的增加，骨龄延迟加重（r = –0.47, p < .0001）；在多元回归分析中，唯一预测身高生长速度的自变量是能量摄入量（r2 = 0.16, p < .001）；而在对照组，唯一的预测身高生长速度的自变量是生活年龄（r2 = 0.40, p <.001）。骨成熟度的延迟与能量、碳水化合物、脂肪和蛋白摄入量相关(r = –0.4 ~ –0.5, p < 0.06 ~ 0.03)。体操运动员的血清胰岛素样生长因子i低于对照组（分别为92±6 ng/ml和114 ±7 ng/ml, p < 0.05），与骨龄（r = 0.27, p < 0.02）和身高（r = 0.38, p < 0.02）相关。身高、坐高和腿长的z分值分别为–1.32±0.08 sd、–1.24±0.09 sd和–1.25±0.08 sd（与对照组相比，p <0 .001）。仅在训练开始后的2年内腿长损失（–0.8±0.2 sd），随着训练年限增加，坐高的损失加重（r = –0.5, p < .001）。在退役后追踪的12个月时坐高生长加速，坐高的不足减少了0.46±0.14 sd (p <0 .01)。在退役8年的成年体操运动员无坐高、腿长的不足以及月经紊乱。他们认为，现役体操运动员的矮身高部分是由于对腿长较短个体的选择。较矮的坐高可能是获得性的，但在体操运动停止后是可逆的。体操训练似乎未导致成年身高降低或月经紊乱。
在1990~1997年间，thoms et al.（2005）追踪了15名比利时国家水平的优秀女子体操运动员（12.8~17.6岁）的生长与发育，观察女子体操运动员是否存在青春期生长突增。研究发现女体操运动员有明显的身高、腿长和坐高生长突增，大约比非运动员女孩的青春期晚1年，生长突增的强度较正常者低，表7.10。其中9名女孩达到初潮，平均初潮年龄为14.5±1.5岁（11.3~16.5岁），出现在phv之后的1.5±0.8岁；初潮时平均骨龄为13.6±0.5岁（13.0~14.8岁）；其余6名未初潮者的平均年龄为14.5±0.8岁，平均骨龄12.9±1.0岁。在比较分析中也发现，不同国家的女体操运动员青春期生长和成熟与正常矮身高晚熟女孩以及父母身高矮的晚熟女孩相似，表7.11。其研究结果强调了在相对较小年龄时选择女体操运动员过程中体质性因素的重要影响。
daly et al.（2005）在对137名澳大利亚女子艺术体操运动员进行的2年前瞻性研究中，发现不同训练水平体操运动员的生长差异。高、中水平的体操运动员的身高速度高峰年龄分别为13岁和13.5岁，平均phv分别为6.2cm/y和6.4cm/y，相对于美国参考标准为晚熟，均有强度减弱的青春期生长突增。青春期前后高水运动员身高生长速度较低，是由于坐高生长速度的显著下降（分别为2.3 cm/y与3.1cm/y，p<0.05)。在对59名体操运动员追踪1年的过程中，个体生长速度的分析揭示35%的青春期前和青春期前后的体操运动员存在生长迟缓（身高生长速度低于4.5cm/y），其余的高水平组体操运动员和中等水平组运动员的平均生长速度分别为6.1±0.7cm/y和6.1±1.3cm/y。因此，体操运动训练可能改变了某些，但不是所有女子体操运动员的生长和成熟速度。
erlandson et al.（2008）比较了8~19岁的英国优秀少年女子体操（81名）、游泳（60名）、网球（81名）运动员的生长发育状况及其父母的身高和母亲的初潮年龄。体操运动员及其母亲的初潮年龄均显著大于游泳和网球运动员（p < 0.05），预测的体操运动员靶身高显著低于网球和游泳运动员的靶身高（p<0.05）。体操运动员的父母身高也大都显著低于网球和游泳运动员的母亲（p < 0.05），表7.12。在以问卷追踪调查研究中（表7.13），各项目运动员达到的成年身高与靶身高之间无显著性差异（p <0.05），体操运动员初潮年龄仍然显著较大（p<0.05）。各项目运动员成年身高z分值显著大于0，说明了成年身高大于英国参考人群的50th百分位数，但体操运动员16岁以前的身高均低于正常标准身高的50th百分位数。当以生物年龄调整后，三组运动员的身高、腿长和坐高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
总结上述研究结果，我们可以看到女子体操运动员生长发育的延迟可能是适应体操运动项目的特点而对运动员进行选择的结果，大强度的运动训练可能加重了女子少年体操运动员的延迟程度，在运动员退役后出现一定程度的赶上生长，尚未发现因此而降低运动员成年身高的有力证据。但在运动训练过程中女子体操运动员生长发育表现出明显的个体差异，因此应当加强优秀女子少年体操运动员的医务监督，科学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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