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对于胎儿和婴儿出生前和出生后保健护理，有必要鉴别小于孕龄儿。sga经常表现为胎盘的疾病，并可能在先兆子痫、早产、胎盘早剥、分娩并发症或死产临床表现前出现。出生后，sga与新生儿发病率和死亡率、脑瘫和成年期的不利影响显著相关。
但是，sga也包括了体质性矮小，因此，必须以生理性变异进行调整，以鉴别出病理性矮小，即生长受限的婴儿。准确的估价需要了解由生长潜力（即每一婴儿的最佳生长）限定的“正常大小”，包括有四种因素。
第一，准确的年龄是生长标准的必备条件。超声测定的年龄比月经年龄更准确。月经确定年龄的误差分布为正偏态，因此许多足月出生体重点出现在大于实际孕龄的较大孕龄上，导致生长曲线的人为修平，明显增加了过期产。实际上，正常妊娠中胎儿生长是连续的，出生前生长速度不下降。年龄误差也严重影响了早产范围内孕龄的准确估价。
第二，生长标准也需要分别以已知影响出生体重和生长的生理学因素进行调整。需要调整的变量包括：母亲身高、妊娠初期体重、产次和种族人群，以及婴儿性别。父亲的身高也有一定的作用，但相对较小。这些变量有许多种结合，可以用来计算正常妊娠结束时的最佳重量值。
第三，生长和出生体重标准也需要除外疾病。上述提到的体质性变量的多元分析需要排除与胎儿生长异常有关的已知因素，例如，吸烟和糖尿病。
最后，足月最佳体重与子宫内胎儿生长公式得出的“均衡生长曲线”相结合。这样，“孕龄最佳体重”曲线描述出了以预期体重结束的正常妊娠动态生长。由于使用了胎儿的而不是新生儿的体重曲线，也防止了早产期出生体重曲线的负偏态。因为自发早产出生与胎儿生长受限之间存在相关，所以存在偏态的分布。由于这种关系的存在，使用由其它早产婴儿体重得出的一种标准评价早产新生儿体重是不适当的，因为根据定义，这些婴儿是不正常的。
因为制订胎儿最佳生长曲线存在许多可能的结合，所以需要由计算机来计算。
特定评价的证据
经过个体调整的特定胎儿生长标准可更好地确定由疾病引起的矮小，可应用于估价胎儿体重的出生前评价和出生体重的出生后评价。
子宫内体重
基于超声的胎儿体重曲线复制了低风险人群和高风险人群中生理性和体质性特征之间的差异。因为用于所有影响胎儿生长的非病理因素多变量分析的超声检查数据尚不充分，所以使用胎儿体重代替个体检查的生物学参数调整正常的子宫内生长限度。由较大的基于人群出生体重数据库确定变量，然后应用于子宫内生长曲线。
特定的限度减少了正常人群中子宫内生长受限（intrauterine growth restriction，iugr)的假阳性结果。接受者工作特征曲线提示，10th百分位数是检测围产期并发症婴儿的适当界值。
出生体重
当使用出生体重确定sga时，如果使用未经调整的标准，显然将有大比例的婴儿被错误分类。在异质群体中，也存在种族之间的差异。调整的出生体重百分位数与阿普加评分、新生儿形态测量学指数的相关程度更高，也较好地反应了不利妊娠事件，甚至是跨地理界线的不利妊娠事件。例如，在荷兰人群中，使用由英国人群特定标准确定的sga与胎儿窘迫手术分娩并进入重症特别护理的相关程度好于使用荷兰本地人群标准。还有，瑞典大数据库分析表明，与未调整的人群百分位数相比，以特定出生体重百分位数确定的sga与死产、新生儿死亡或低阿普加评分（<4）的关系更密切(图2)。
进一步证据来自于新西兰最近的研究，研究者就新生儿和围产期参数，比较了基于人群的sga定义和分别调整的sga定义。特定评价的sga与子宫和脐带动脉多普勒分析异常、胎儿窘迫剖腹产、低重量指数、低血糖、延长住院、进入新生儿单元和总围产期死亡率显著相关。同时，仅由人群标准确定的sga婴儿，这些结果指标的风险并未增加。根据这些结果可以推论，特定sga相当于iugr。而且，这些研究证实，正常矮小婴儿的风险并不比正常大小的婴儿大。
结论
对于流行病学分析以及胎儿生长的前瞻性估价，个体调整的体重限度减少了假阳性结果，有助于鉴别病理性矮小的婴儿。这将改进筛查，进一步研究这些婴儿存在的风险。
因为生长障碍与围产期发病率和死亡率以及儿童期和后来生命期的不利影响相关，所以及时检查出生长障碍非常重要。新生儿护理的改善和对风险胎儿更好的监测方法的重点在于更好的筛查和新生儿生长问题的检出。胎儿生物学测量也具有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妊娠后期，在特定生长图表上可估价胎儿体重，以了解胎儿的生长状况。
在确定婴儿体重开始点时也需要调整生理学因素。目前，正在进行将相同原则扩展到新生儿和儿童体重增长图表之中的研究工作，将更好地区别出生时是否矮小以及后来的生长是否正常。